前言
在部队里，死亡是这支部队的代名词，成员们每时每刻都在向无辜的生命挥动着刀斧。
原关东军司令部干部部长田村正供认，他前往部队考察，先引我到秘密监狱，里面有许多人，都用镣铐锁住。
石井告诉我：“这些活人都是日本宪兵队和作战部队送来的，都是要加以消灭的。”
石井四郎曾竭力要求宪兵队增加往部队输送被实验者的数量。每当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的人来到部队，石井都要陪同视察细菌实验室和关押被实验者的四方楼监狱，目的是要让他们相信，凡是过去送来的“犯人”，都是真正被消灭了的，新送来的也一律要加以消灭。
源源不断地输送，源源不断地被消灭。
部队的领导者石井四郎曾说过：“用于做试验用的‘原木’，从来没有缺乏过。”
石井认为，用人代替动物做实验，可以直接观察细菌武器的效果，比较真实可靠，一旦有效就可直接用于战场，可以大大缩短研制的时间，他称之为“走捷径”。
石井的人体实验，主旨只有一个，就是研究如何最快捷有效地使用烈性细菌杀死对手，同时又要有效地保护自己免受细菌传染之害，促使他的细菌武器早日用于战场。
为了这个目的，石井四郎和他的部下用中国人的生命做足了实现杀人效能最大化的“文章”，而且都不用麻药就直接解剖，其残忍程度难以想像。
他的研究五花八门，从细菌的培养到用细菌杀人的方法扩展到各种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的课题。
因为这里的实验材料“原木”供应充足，日本国内许多生物学、医学专家如觅食的饿狼，纷纷前来。
这些头顶“科学家”光环的生物学博士、医学博士丧尽天良，视中国人如草芥，做着种种杀人游戏。
有的试验把被实验者倒挂起来，说是确定人窒息至死的时间；有的把空气注入人体静脉，说是测定栓塞发生的速率，给人的静脉注入多少空气才会导致死亡；有的把尿和马血注进被实验者的肾脏，看人有何反应。
人体内血有多少，医学上早有定论，但他们却偏要把人的血抽干，只为印证一个已知的数据；有的用棍棒猛地把人打死，然后立即开颅观察第一时间脑损伤的情况。
人离开空气无法存活，这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问题，成员们却偏要再试一试。他们把人放进一个密封的容器里，把空气抽走。处在真空里的人难以忍受，双手直抓前胸，血从伤口不断流出。成员们就在密闭的容器外开心地观看着，还拍照记录下来。
此外，像人、马、猴之间血液交换的实验，在女人身上进行梅毒的实验，把人送进高温干燥室让热风吹干的干燥实验，只给人吃面包一滴水也不供给的断水实验，光给水喝不给食品吃的饥饿实验，让人全身赤裸，往身上浇开水的烫伤实验以及在零下几十度的温度下进行冻伤试验等等无法想像的暴行，在成员们看来都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残忍的冻伤试验
成员们对自己的多种杀人实验，除了拍成电影，还让一些日本民间美术画师来做杀人结果的写生。在他们看来，对中国人五花八门的屠杀，正是他们武功卓绝的体现。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曾采访过一名原成员，这个成员向森村诚一描述他见过的日本画师的几幅杀人成果写生图：
有一幅画上所画的人的双手，从手指关节开始，全部都烂掉了。
第二幅画上画的人的双脚，从踝骨部分开始，以下什么都没有了。
第三幅画上，从脚脖子到大腿，白骨都露出来了。
第四幅画上，画面上的四肢变得像海豹一样短。
这是人原本的样子吗？当然不是。
这是成员们所做的所谓防治冻伤实验的结果。
为了在寒冬季节作战时，使日军免受冻伤之灾，的医学专家们利用对人残酷的冻伤实验对防治冻伤进行过仔细研究，其残忍程度堪称空前绝后。
部队林口支队长神原秀夫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时，这样供述说：“适合冻伤实验的实验动物非常少，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实验材料。部队第1部的吉村班对冻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时其研究成果被选定为关东军预防冻伤的教育资料。
吉村即吉村寿人，精通生理学，年加入部队，直至日本投降，战后担任过京都府立大学校长。此人在做冻伤机理实验时，竞将人的中指切开，植入一个测量仪，然后将手指长时间放入冰水与食盐中，记录手指皮肤的温度、体积及血流情况。
他甚至用出生三天的婴儿做冻伤实验。
更为残酷的是，他为了寻找防治冻伤的办法，在寒冬腊月里把人驱赶到室外，用枪逼着他们把两只胳膊插进冰水桶里浸湿，然后让胳膊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寒风中受冻。为加快冻僵速度，还用电风扇吹冷风，然后用木棒敲打胳膊，如果声音沉闷，则继续吹冷风，声音清脆，则证明胳膊已完全冻结，到了这时被实验者肯定昏死过去了。
但吉村照样把实验进行下去。他将被实验者冻结如冰块的胳膊浸入温水中，并渐渐升高水温，以找出解冻的最佳温度。
温度高则解冻快一些，但过高了，胳膊上的皮肤甚至肌肉就会脱落。温度升至50摄氏度后，几乎所有被实验者的皮肤和肌肉全都脱落了。
原部队一个叫仓原的宪兵军曹供认：“当我走进监狱附设的实验室时，我看到一条长木凳上坐着5个接受实验的中国人，其中两人已完全脱掉了手指，他们的手掌是乌黑的，而其余3个人的手上则露出骨头。虽然还有手指，但剩下的只是指骨。吉村对我说，这是由于受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这个试验得出的结论是，使用与人体温相同的水解冻效果是最好的。水温在45摄氏度以内一般没有危险，但不能用超过50摄氏度以上的温水。这个用与体温相同的温水解冻的结论，早在19世纪俄罗斯医生就已经得出了，完全不是什么新发现。但的成员却用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再去印证一个原本就有结论的试验，这只能说明鬼迷心窍的日本鬼子们是一批视中国人如蚁蝼的法西斯杀人魔鬼。
前队员的自述
下面这段由原成员上田弥太郎撰写的一段自述，是他在年我国抚顺战犯管理所服刑时笔述他亲历亲为的经过：
年5月，我在哈尔滨市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队任雇员研究员。北满的5月还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到处的洼地里，还有未曾融化的残雪，正等待着春天的到来。在高高耸立的部队的建筑物上，仍在飘扬着太阳旗。就在其中7栋的一个房间里，正在进行着可怕的杀人勾当，昨天这个牢房里的病人被注入了鼠疫菌，今天即将死亡。
由于极度的愤怒以及临死前的痛苦，被实验者眼睛使劲的瞪着，双手在空中乱抓，但终究没有多少力气挣扎。他们一旦进来再也无法出去，紧闭的牢房，无情地将他们同外界隔绝了。
在他那已不能站立的脚上，仍然戴着沉重的脚镣，每当移动脚时，便发出“叮叮当当”的铁器相撞的声音。外面戒备森严，提着手枪的警卫在严密地监视着，蓬田卫生上尉也在向里面窥视着。
然而对于这种临终前的叫喊却无人介意，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不足为奇。警卫人员只要监视住这个中国人，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接受试验最后被杀害就可以。他们枪的保险始终是开着的，如果这些人试图反抗，警卫人员可以直接开枪射杀。
关押在这里的人们，已失去人的任何权利。他们一旦进到这里面，他们的名字便成了钉在胸前的阿拉伯数字的号码和“原木”这种名称。我们平时都说有几根原木，至于这些原木，究竟是从哪里和怎样到这里来的，我们是不清楚的。一个蓬头垢面、看上去像农民的男子，由于营养不良，颧骨突出，身体裹在一件褴褛不堪的破棉衣里，只有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昨天的试验成果让三谷军医非常兴奋，极高的感染率也使我怀着对今天的血液变化极大的期待进入了7栋。
带着手枪的两名警卫站在牢房门口监视着。我往里一看，只见被试验的原木即将死亡。如果死了可不得了！若是就这样死去，不能采血，那么好不容易进行的重要实验就会失去结果。
我慌了，喊了一声“xxx号”，不见他回答，我便利用手势，告诉同一牢房中的另外4个人：“把他的手拉到门口来！”4个人都踌躇着一动不动。
我骂他们：“快！快！还不快点吗？”
警卫将手枪对准他们，用中国话威吓着。他们似乎下了决心的样子，把那个人已经软瘫的身体轻轻地扶起来，送到了门旁的窗子附近。我所需要的不是他的死亡本身，而是流在这个“活人豚鼠”体内的血液。
从入口处拿出的手，已经呈青紫色，变得冰冷。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胜利感。
班长是多么渴望着这一成果啊！我抑制着难以名状的兴奋心情，拿起了注射器。注射器“噗嗤”一声刺进了肘静脉。已经发黑的血液被一点点吸入到注射器里，他的脸变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呜呜”一样的声音，他已经没有力气张开嘴说些什么，只能用愤怒的双眼死死的瞪着我。但是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无所谓。只要采到10毫升血液就可以了。这就是所谓研究工作者的喜悦的使命，我认为人在死亡时的痛苦是不值得同情的。
我抽完血液起身走了几步，再次向牢房望去，那个人的脸已经因为痛苦而痉挛，呼吸也非常微弱，已进入利钦斯托克氏呼吸状态(临死前出现的一种呼吸状态)。
同一牢房的人们，无法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伴死去，拿起水走向即将死亡的同伴。
啊！这该是何等的暴虐！有多少人曾经为此而牺牲！从不停息地冒着黑烟、高耸入云的烟筒，究竟吞食过多少人的遗骸！人的宝贵生命被作为豚鼠的替代品遭到任意践踏，最后变成了一份表格。
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曾说：“科学无国境，研究者有祖国，要为祖国而研究！”
侵略者的这一骗人口号，俘虏了我那人类应有的良心，以至我现在可以感到，当我看到一个人被使用灭绝人性的残酷手段而遭到杀害时，能够发出满足的微笑。
同牢房的人们似乎已经看到明天正在等待着自己的命运，用他们那难以抑制的愤怒的目光，目送着刚刚死去的同胞。
手推车向着烟囱高耸的解剖室走去，不久便消失了。
世界上没有比魔鬼还可怕的东西，但回想起我以前的行为，我认为我比魔鬼还可怕千百倍，我已经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了。
结语
成员们所得出的研究成果，都是用一个个中国人鲜活的生命换来的。成员们带着研究得来的精准成果，在回国之后，大多成了医学领域顶尖的家，只是不知道，他们回想起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恶的时候，是否会对曾经惨死在他们手中，被他们称之为“原木”的中国同胞，是否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愧疚感！
注：原木一词是对被实验者的称呼，含有贬低、侮辱的意思，所以在文章中除了日本人的自述使用原木一词外，其他地方均已改成被实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