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著的《自卑与超越》是一部划时代的心理学经典名著，在其问世后不久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被迻译为汉语，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再次迎来了译介的高峰。那时随着国门的打开，人们如饥似渴地拥抱一切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理论和文艺作品，在现代心理学界，精神分析学说和个体心理学以其天才的独创性在国人之中产生了广泛、深入而持久的轰动效应，它们的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传奇的一生，以及两人之间聚讼不休的恩恩怨怨同样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自卑与超越》在市场上红红火火地大卖特卖，汉译本就出版了不下二十种之多。
《自卑与超越》中文版的一部分年是弗洛伊德去世八十周年，年是阿德勒诞生周年，上海大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选择了这样的时候再度翻译出版了《自卑与超越》，虽不足以重新掀起一场心理学的热潮，但在曾经沧海的中年读者心中却能够激起一阵峥嵘岁月的波澜，激情退去，我们总不免再度回到那个问题：两位心理学大师何以产生如此天差地远的分歧乃至闹到水火不容的境地？精神分析学和个体心理学各擅胜场，难分轩轾。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探索更为精深奥妙，在整个20世纪直至今天对全世界现代文艺创作思潮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点是个体心理学所望尘莫及的，个体心理学侧重的是培养个体对于共同体文化的归属感，着眼于社会教育工程的革故鼎新，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也更激动人心。至于这两位不世出的现代心理学巨匠怎么会从相知相得的战友转变为成势不两立的仇敌，从他们在世之日到今天一直不乏研究者，学界最常见的研究角度通常有三个：首先是性格问题，两个人都有心高气傲不服输的个性特点，加上出众的才智，都有充当领袖群伦，成为一代学界宗师的勃勃雄心，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两人共同的好朋友大才女露·莎乐美透露说，弗洛伊德的性格锋芒毕露，与那些不承认他的学说，或者不肯服从他的人向来极难相处。阿德勒恰恰也是个性刚硬、脾气耿直、不懂得什么叫逊让或妥协的人。这样看来，两位大师之间擦枪走火就是迟早必然的事情，不过性格问题只能说是激化他们之间矛盾的催化剂，而不足以构成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分歧。
弗洛伊德更多的学者倾向于从第二个角度去寻找原因：弗洛伊德是众多兄弟姐妹中的老大，自小就深得父母的宠爱，凭借着自身过人的天赋和超凡的学习能力早早地承担起了家族未来的希望，他在维也纳一所著名的学校里读书期间连续多年名列第一，是老师们眼中前途无可限量的天才少年，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维也纳大学的医学专业，成人之后更是成功地跻身于上流社会。有数据表明，弗洛伊德的病人75%来自社会上层，25%来自社会中层。同样是讲德语的国家，德国的主要话事者是普鲁士容克地主，讲究高效的工作原则，要求下级的绝对服从；而奥地利的主流精英却是封建贵族，非常喜欢附庸风雅，高度讲究文化品位，在心理医疗的过程中对个性化和精确化的要求很高，以弗洛伊德一身的才华应付这样需求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他的病例研究文章往往写得文采华美，花团锦簇，并且大量使用古代希腊、埃及的神话典故，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甚至在年罗曼·罗兰写信给瑞典皇家学术委员会，推荐弗洛伊德为下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阿德勒则不然，他在维也纳郊外的一处不起眼的城乡结合部长大，从小患有佝偻症一度严重妨碍了他的身体运动，再加上声带的轻度痉挛造成了他长期的自卑感，尤其是大哥西格蒙德在学校里的优异表现给他心里造成了巨大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他和母亲的关系还非常紧张，这就使得他对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性学理论，尤其是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严重缺乏认同，甚至不以为然。他感到在人的成长发育过程中，性因素远不像弗洛伊德刻意强调的那么重要，在对问题儿童的攻击性行为的研究中，他很自然地结合起自己早年的经历，认为这是跟生理缺陷或者被长期忽视而引起的自卑情结在起主要作用。他的职业走的是平民大众路线，病人之中来自上层社会的只占25%，中层社会的占40%，剩下的35%来自社会底层。他对病人亲切友好，从来不故作高深地卖弄医学专业术语或者古典知识，他的文章著述的风格也是与弗洛伊德大相径庭，很少作复杂的理论推演，总是用朴素易懂的大众语言反反复复地向读者强调要建立社会情感，要对他人感兴趣，要学会与人沟通、合作。
但是这种角度只是清晰地描述了精神分析学与个体心理学的构成、特色及其来源的不同，依旧不能说明两人为何闹到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世界上有很多对朋友、夫妻，他们的人生背景差距很大，世界观、爱好兴趣也各不相同，但都不能妨碍他们的友谊或爱情，而且这种从内到外的差异往往能够巩固他们之间良好和谐的关系。中国人都熟悉儒家的经典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和”的前提恰恰就是“不同”。所以，人生背景的不同也不足以解释弗、阿二人真正的分歧所在。
还有第三种分析角度就比较离奇了：说是经济原因，两人是为了争夺医疗精神病患者的市场份额不惜撕破脸皮，最后发展到了双方都用恶*的语言疯狂地攻击对手的程度。但弗、阿二人毕竟不是唯利是图的犹太商人，而是创造了历史，改变了人类发展方向的两位大思想家，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他们的学说如何评价，他们各自赢得了多少拥护者是他们不能不关心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所追求的是青史留名，而金钱、理财这种俗务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
阿德勒总之，事情过去了一百多年，学界也热烈地讨论了一百多年，弗、阿二人交恶的真正原因似乎是很清晰明了，但是所得的结论又经不起严格仔细的推敲。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还是简单地回顾一下阿德勒与弗洛伊德从结交到决裂的经过，从文化和思想史的角度努力去寻找线索。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是现代文学、艺术、建筑、音乐和哲学的大本营，正是时势造英雄，医学和心理学的现代革新也正是呼之欲出，喷薄待发，只等着英雄们一显身手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正是诞生和成长于这样的年代，他们的童年都是在维也纳郊区犹太人群落里度过的，并且所受的高等教育都是一样的：维也纳大学医学专业，只是弗洛伊德比阿德勒年长了14岁。年在一次维也纳医生例会上，两人第一次相遇，此时的弗洛伊德已经积累了十年治疗神经症的经验，《论失语症》、《癔病研究》等重要著作相继问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梦的解析》将在第二年横空出世，精神分析的主体理论框架已然成型，然而他所创立的学说在排犹气氛甚嚣尘上的欧洲社会却处处碰壁，他好不容易在维也纳大学里争取到神经症学编外讲师的资格，但是按规定只能给少数几个学生讲课，而且这些学生还非常不固定，负责排课的人仿佛存心跟这位才智非凡的犹太学者过不去，他的上课教室非常不好找，时间也安排得极不合理（星期六下午5点到7点）。在这一次例会上，弗洛伊德照例又受到了同行们众口一词的指责批评，只有阿德勒挺身而出为精神分析学辩护，令弗洛伊德十分感动，阿德勒的杰出才能、精明干练和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支持对于他来说不啻于雪中送炭。当时阿德勒刚刚拿到行医资格证书，在维也纳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他热心于公益事业，求知欲非常旺盛，为了更好地帮助患者，治愈更多的疑难杂症，他常常越过医学领域，到精神病学、心理学，甚至到哲学以及其他诸多社会学科领域里面去求解。阿德勒却发现这门新学科在医治精神疾病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巨大的威力，因之对精神分析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很快成为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阿德勒从心底里全盘认可弗洛伊德的创见，事实上从一开始，弗氏理论中对于性欲的过度强调在他看来就是可疑的，对他而言，社会环境对人类心理的影响更大。不过，眼下弗洛伊德身陷重重困难和危机之中，作为犹太同胞，理应伸手帮助一把。等到以后时机成熟了，自己对精神分析学里的重大谬误乃至致命缺陷也会认识更深，修正并超越这些谬误和缺陷的把握也会更大一些。三年后，也就是年，在学术道路上举步维艰、历经坎坷的弗洛伊德已经46岁，这一年他终于时来运转，被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就是著名的茜茜公主的丈夫）正式任命为维也纳大学的医学副教授。他决心再做一次积极的努力，把他的发现推向社会公众，于是他成立了“心理学星期三讨论会”，把四位能够理解并愿意接受精神分析学的学生和医生聚拢到了一起，这四个人都是清一色的犹太血统，其中就有阿德勒。德国从歌德时代起，就形成了文化精英定期聚会的传统，其中最享盛名的是年在柏林成立的名为“科学交流的自由讨论会”，该组织荟萃了德国十六位最精英的科学家以及*治经济文化界的名流组成，每隔两周的星期三举行一次私人会晤，会上只讨论顶尖的学术话题而不涉及*治，并从一开始就留下“吸收最广泛的学科领域和各种世界观的精英”的豪言壮语，由于可想而知的历史原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没有犹太人被这个组织所吸纳。雄心勃勃的弗洛伊德给自己所领导的学术团体也沿用了“星期三”的名号，并不是要攀附这个风头一时无两的社会热点，而是针对伤害了自己的民族感情行为而做出的一种正面积极的回应。尽管眼下惨淡经营，但是他坚信历史终有一天会承认他的学术所蕴含的巨大价值。他也并不需要什么名号的加持，“星期三讨论会”的设立只是方便于向志同道合者号召之用。而后来历史的发展也正如他的期待：今天全世界的人只要提起“星期三讨论会”就会自动想起弗洛伊德和他的战友，而那个“正宗”的柏林“星期三讨论会”虽然在年重新挂牌营业，但恐怕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德语群众才会真正地